胡冰

    马寅初上书“控制人口”  宁折不屈捍卫真理

1953年，中国内地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601938035人，估计每年要增加1200万人到1300万人，增长率为千分之二十。这次人口普查引起了马寅初的注意，他对人口普查的结果表示怀疑。

这位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经过三年的调查研究发现，中国人口的增长率是每年增长千分之二十二以上，有些地方甚至到达千分之三十。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提出以节制生育、提高人口质量为中心的“新人口论”和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的经济理论；主张“实行计划生育”，“推迟结婚年龄”。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马寅初将写好的文章作为发言稿，交人大代表浙江小组讨论征求意见。

为此，他开始遭受不公正的对待。当时已年近八十的老人在痛苦和委屈中，仍然不屈服于权威，不惜个人名利，“孤军作战”，坚持自己的信念，即使落入“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境界，依然舌战名家，毫不退却。

钱学森上书中央  新中国火箭问世

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将《建立我国国防工业意见书》呈送国家领导人，对我国的火箭和导弹技术提出了极其重要的实施方案和决策意见。钱学森的意见很快被周恩来、聂荣臻等中央领导人采纳。当年5月16日，中央军委正式做出了发展中国导弹和火箭的决定。从此，中国航天正式启航。

被称为“ 中国航天之父”的钱学森，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专攻火箭喷气技术。1955年10月，钱学森冲破重重障碍，回到祖国，协助周恩来、聂荣臻筹组国防部五院，并任院长。此后，长期担任我国火箭导弹和卫星研制部门的领导，为中国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火箭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正式启动了导弹的研制工作。以后，五院逐步发展壮大，并演变为以后的七机部、航天部、航天工业总公司，现在分成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是研制各种导弹、运载火箭、卫星和飞船的国有大型集团公司。

查全性当面直陈    恢复高考一锤定音

查全性这个名字，绝大多数人可能都不知道。但就是这位留学莫斯科大学的武汉大学教授，在1977年秋天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率先向小平同志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对此，查全性回忆道：

当时我是武汉大学的副教授，那个时候也就是５０岁左右，在参加会议的人中间算年轻的。为什么会在这次会议提出恢复高考这个问题来？我觉得，整个会议的气氛给我非常好的印象，就是小平同志非常重视这次会，而且是用很虚心诚恳的态度来听大家的意见。我举个例子，我们开会，小平同志头一天参加了，以后每一次他都是准时到会。

８月６日我就讲到恢复高考这个事。恢复高考是我在这个会上首先发言提出来的。小平同志觉得应该恢复高考，但是他说今年大概来不及了。我记得很清楚，他提了这么一个问题之后，大家反映，虽然招生会议开过了，今年只要做还来得及。小平同志说，好，那就决定今年恢复高考。

1977年冬天，当560万考生走进尘封十年的考场时，一个崭新的时代也随之开始。

四位元老上书中南海  863计划火速出台

1983年11月，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组织了全国上千名专家，对如何发展新技术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长达150万字的《中国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挑战和机会对策的研究》。但中国的高科技到底搞不搞，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中国现在没钱，等今后赚了钱再搞，大可不必着急；另一种认为现在全世界都在搞高科技，中国这次要是再抓不住机遇，到下世纪恐怕就很难再有立足之地了。

1986年3月3日，四位老科学家大胆上书邓小平：为了中国人的21世纪，请务必尽快发展我们的高科技！第三天，邓小平便作出批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接着，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并拨款100个亿！

这四位老人全都是是早期留学归国人员。他们分别是：王淦昌：时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德国柏林大学高材生。陈芳允：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专职委员，在英国Ａ．Ｃ．Ｃｏｓｓｏｒ无线电厂研究室工作3年。杨嘉墀：时任航天部空间技术研究院科技委副主任，美国哈佛大学工程科学和应用物理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王大珩：时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留学英国帝国理工学院。

八学子起草政策建议    催生本土证券市场

1987年，美国纽约，留学美国的王波明参与发起中国旅美商学会。该会会员后来遍及美国，好几千人，时常议论中国时局、改革、发展。国内来人，也往一块凑，大家能记起来的就有王岐山、周小川、张晓彬、张绍杰、周其仁诸路好汉。酒逢家人千杯少，就着国事家事且笑且叹。聊着聊着话题就集中到一块儿去了，就是股票、证券，资本市场。不论干什么都有个名正言顺的问题，都有个师出有名的说道，聊天也不例外。于是促进中国证券发展委员会就出世了，每月聚一次。在这里不仅有中国人，还有洋人。

1988年，高西庆、王波明、王惟、刘二飞与国内来美短期游学的李青原等后来中国资本市场上的风云人物草写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与规范化的政策建议》。《建议》写成了，高西庆王波明不放心，过俩月就追到北京去了。随后，李青原与高西庆、王波明等人创立了“民间机构”——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简称联办)。正是联办的推动才使中国证券市场得以在计划体制下孵化出来。

汤敏夫妇建言高校扩招   改变千百万高中生命运

1998年，正值亚洲金融危机肆虐整个亚洲，中国正试图通过扩大内需来启动经济，当时一个广受关注的焦点就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年还在亚洲开发银行马尼拉总部任职的留美博士汤敏与同是留美博士的夫人左晓蕾一起，对比了国内外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中国院校的发展潜力，提出了三年内大学扩招一倍的建议。他们提出，通过大学扩招，不但能满足上百万的青年学子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和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通过提高学费配合助学贷款等措施，还可以拉动内需，促进服务业，建筑业等有关行业的投资，能增加消费近千亿人民币。两人的上书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1999年初，有关部门制定了一个招生计划，招生人数比前一年增加了20％多，后来觉得幅度还不够大，几个月后增至47％。由此，声势浩大的高校扩招拉开了序幕。在那一年，扩招的消息让很多考生都有“柳暗花明”的感觉。

    汪尧田一生三次上书   力推中国尽快“入世”

历经13年曲折，到了1999年，中国“入世”谈判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国内一些人对入世受阻产生了消极观点，有的认为应该在WTO门外再等二三十年；也有人高呼，中国不能为“入世”让步；还有人说，应当等国内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走出困境，具有相当竞争力后，再考虑“入世”。

在那段日子，面对各种阻碍复关的说法，WTO上海研究中心主任汪尧田焦虑万分。在1999年春节前的上海的一次会议上，汪尧田提出一个大胆倡议，向中央打报告，直陈己见。在由汪尧田提议和最后定稿的给中央的4000字报告中，他们写道：“必须以动态、长远、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与多边体制的关系。    要从思想上消除对继续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犹疑态度，明确对WTO，加入比不加入好，早加入比迟加入好。”

所谓好事多磨，在即将开启WTO大门时，又发生了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入世”谈判再度陷入僵局。这时，汪尧田等专家再次上书中央，力陈“入世”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这些来信，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当年11月，中美正式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龙永图专门致电汪老表示敬意。

其实，早在1971年，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汪尧田这位1948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商学博士学位的海归学者，就上书国家外贸部，建议我国借此东风申请复关，力陈复关后我国可享受普惠制待遇，对扩大出口有好处。在不懈的努力下，1986年，他的建议引起国家领导的重视，我国政府决定申请复关。

林毅夫多次奔走呼吁    新农村建设终成国策

25年前，农村是中国改革的突破口；25年后的今天，中国农村完全可能成为抑制通货紧缩的突破口。十六届五中全会已经决议，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十一五”期间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并把新农村建设的内容扩展为生产、生活、乡风、村容、管理五个方面。这个政策的实施对启动国内市场、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构建和谐社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理论界普遍认为，著名留美博士海归学者林毅夫教授对中央这一决策发挥了积极作用。他的同事卢锋教授说：“让林毅夫读‘十一五’规划，我们一起读林毅夫。”林毅夫早在1999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第26期上，首先提出了应该由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以实现农村自来水化、电气化、道路网化为核心的新农村建设，加快农村地区和生活消费有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启动广大的农村市场。这样既可以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又可以早日从通货紧缩的陷阱中摆脱出来，这是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差距的一石数鸟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