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汤敏 2005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从战术上来看，危机可能会造成我们的一些损失。而在战略上，却可能是迎来了一个五十年一遇甚至是百年一遇的重大机遇。具体而言，就是危机将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重新洗牌，国际经济规则的重新制定。中国可以审时度势，主动参与国际经济新规则制订、改变现存的对我不利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金融规则，为中国未来三、五十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

金融危机揭示现存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三大弊端:一、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流动规模和速度都越来越大，但对资本流动的监管却是以国家为单位，且各自为政的。这样就难以实现对全球资本流动有效的监管。特别是美国的金融创新产品影响全世界，但绝大部分的好处却为美国自己所享有。二、1971年以后，美元与黄金不再挂钩，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并没有变，美国的货币政策不再受约束。于是，当美国与世界的利益一致时，它会做出好的决策，当美国与世界的利益不一致时，它只会选择对本国有利的政策。这就造成美国能够超前消费，同时却不受制约。三、全球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和作用有很大的提升，但它们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却没有什么发言权，最明显的是G7（七国集团）定期会议决定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大经济与金融事务，但其中没有一个是发展中国家。

国际金融体系重新洗牌是中国“战略机遇”：这次危机之后也必然会导致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洗牌。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后期，各国就要坐下来反思现存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问题，很多新的规则要重新制订。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50年甚至上百年才能遇到的一次重大的规则改变的机会，格外的重要，也该格外珍惜。中国经济的起飞是近三十年的事，是世界经济中的“后起之秀”。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国际游戏规则大都已经制订好了，我们只能按照“国际惯例”去做，只能去适应国际规则。这在中国经济的早期发展阶段，我们受制约的感觉还不很强烈，但是，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国，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将会越来越多地受到现存国际规则的制约。对中国来说，应该遵守国际规则，但也该适时地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参与国际新规则的制订，争取未来的国际新秩序发生对中国有利的改变。

分析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金融规则重订时的利益诉求，笔者认为，至少应该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一、建立全球对资本流动监管的协调机制。未来中国经济会更加开放，人民币要自由可兑换，资本项下要完全开放。这必然导致资本的大进大出。其它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也要经历同样的过程。因此，建立一个高度透明的、有问责机制的有效的国际监控资本流动的全球协调机制对中国以至于全世界各国都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二、国际外汇储备体系应该更多元化。中国应该争取人民币逐步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从现实情况来看，人民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可能不可完全兑换。因此应该争取建立一定的规则，使国际储备货币并不一定是完全可兑换货币。只要满足一定的规定，承诺一定的条件就有可能部分充当国际储备货币。三、让更多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制定与重大问题的决策。扩大G7机制，将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重要的发展中国家纳入。改革与重建一个新的、灵活的、尊重国家主权的多边体系。这也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的参与，不是要与美国争夺主导权，而是要争取知情权、否决权、以及规则制定权。

抓紧进行深入研究，为国际新规则的制定做好准备：国际金融危机是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战略机遇”。但是，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则是至为关键的问题。当务之急是尽早地组织专家展开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为政府有关部门在进行国际谈判时提供各种方案准备与智力支援。这种研究方式应该是多元化的、开放式的，要充分利用留学生人才、海外华人人才和对国际经济金融有深入了解的人才，通过民间的方式与海外有影响的“智库”加强交流。这些研究有一定的敏感性，在早期阶段不宜由政府机构高调直接介入。最好是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以民间机构的形式组织进行。一是新规则的设计与建立需要打破过去的框框，需要各种思路的碰撞，民间研究机构的机制比较灵活，思路不受限制，有一定的创新优势；二是新规则的制定涉及到各国、各机构之间的重大利益重新分配，由民间机构来开展研究敏感度较低。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拿出一部分资金，通过竞标的方式来支持民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