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能/2005委员会理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副教务长、EMBA主任 

管理学界的学术研究和企业单位的用人实践都发现，很多MBA学员夸夸其谈却眼高手低，长于分析但不善人事，重个人发展却轻社会责任。但是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些问题其实与被奉为管理教育最重要工具的“哈佛型案例”的内容直接有关。由于案例教学在MBA课程中的核心地位，哈佛案例和其他院校模仿开发的“哈佛型案例”所隐含的思维模式误区，已经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导致MBA学员畸形发展的一种病毒。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管理院校近年来开发的本土案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感染了这种“哈佛型病毒”。

案例教学与思维模式
高层管理的最大困难往往不在于如何解决问题，而在于如何正确地定义问题，最关键的管理问题不是“应该怎么办”，而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这一角度来说，管理教育最重要的不是分析技巧的传授，而是思维模式的开发。

案例教学在这方面的作用特别重要。通过对大量企业管理实际案例的学习，学员不但会学到处理商业世界问题的方法、工具，而且会逐步形成自己观察思考商业世界问题的基本框架和行为理念。但是案例中的实践并不是实践活动本身，而是经过提炼的“报告文学”。案例作者的视野、偏好会不可避免地影响案例素材的筛选剪裁，作者的盲点、色差会直接或间接地在案例中表现出来。因此，MBA教学案例所反映的“商业情景”是否能真实地再现企业管理实际，就成为案例教学是否有效的关键。如果管理案例是一种“哈哈镜”，反映的是扭曲的现实，案例教育就可能误导学员形成错误的思维模式。

那么，管理学教育中使用最多的MBA教学案例所反映的，究竟是怎样一种实际？ 由于在管理教学中发行量最大、使用最多的是哈佛案例，因此，其全面性和真实性，就成为管理教育学界必须研究的问题。
“哈佛型”案例的五大误区
2003年，美国管理教育杂志发表了两位美国学者Swiercz和Ross，对哈佛商学院1997至1998年间销量最高的30个案例的分析。他们用企业管理活动的四种基本维度（经济理性的、人性情感的、权力政治的、精神文化的），对哈佛案例反映现实生活的全面性、真实性作了细致的定量分析后发现，哈佛案例的整体框架几乎完全是经济理性的，而忽略了其他方面。
根据笔者在国外商学院任教十几年的观察，国外商学院所采用的哈佛商学院案例和其他院校模仿开发的哈佛型案例，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上述问题。这些安全的内容大概可以这样概括：选材是企业的战略决策，主角是企业高层，而决策则来自于数据分析。在这种“哈佛型”案例的背后，隐含着许多错误的思维模式。择其要者，大约可以归纳为五大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理性偏向”。也就是片面强调人类行为的理性方面，而忽略管理中同样重要的非理性（人性的、政治的、精神的）因素的作用。“理性偏向”片面地把企业看成是管理者手中的一种工作，关注的主要是所有者、经理人如何控制企业。其实，企业一旦形成，就是一种有生命、有知觉、有意识的社会细胞，其运行发展自有其内在的规律，并不完全受控于其所有者或行政首长。在企业活动的实际运行中，非正式组织往往是正式组织的基础，心理合同可能比法律合同更重要，而决策过程象征性意义有时候可能比决策结果本身更关键。

第二个误区是“战略至上”。大多数教学案例把企业的问题简单地看作战略决策的制订问题，片面强调战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好像制订战略是管理者最重要的任务。实际上，战略企业的长期发展方向，必须具有相当的稳定性；经常制订战略的企业一定不是好企业。改善企业管理绩效最主要的问题，绝大多数时候不在于战略制订，而在于组织建设，这是最艰难，也是最关键的。战略制订是可以委托的，可以找咨询公司来做；惟独组织建设必须亲历亲为，因为这里要改变的，是管理者自身的行为。
第三个误区是“孤立地、割裂地分析问题的倾向”。大多数的案例忽略各种管理问题之间的相关性，就营销谈营销，就财务谈财务，片面追求单一问题的最优解，忽视大多数管理者身兼多职的角色冲突，忽视管理者面临信息超负荷的分析能力的限制。

第四大误区是“分析决策”的偏向。这种案例隐含的思维模式是：管理的关键是决策，决策的方法是分析，而分析的目标是优化。这里面至少有三重错误。其一管理的关键未必是决策，忽略了管理活动的社会性本质。其二，决策的方法未必是分析。“分析决策”的偏向片面突出分析的作用，实际上大多数管理方案产生在实地解决问题的摸索过程中，而不是在此之前。其三，分析的目标未必是优化。很多教学安全往往孤立地分析问题，就营销谈营销，就财务谈财务，割裂焦点问题与其他各种管理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片面追求单一问题的最优解。而现实中的管理是多重约束条件下寻求妥协解，而不是单一问题的量优化。

第五个误区是“价值中立”的偏向，西方管理模式片面强调管理教育的工具性和科学性，忽视管理教育的价值观含义。更有甚者，在价值中立的旗号下，通过对“交易成本”“代理人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使得不道德行为合法化。有研究表明，MBA学员的社会责任感明显低于公共管理硕士学员，而他们的个人中心主义则明显高于其他专业学员。
中国早期本土MBA案例评析
笔者在另一篇论文——《西学之误：中国1992年和1999年出版MBA案例的比较分析》一文中，对中国早期和后期的本土MBA案例做了比较分析。研究结论表明，1992年发表的中国早期案例总体上更符合现代管理教育的需要。

早期的中国案例有如下特点：比较原始却形式多样、框架各异、观察具体、内容丰富，较好地再现了现代企业组织的复杂性，以及管理问题涉及多重价值标准，游走在‘灰色区间’的模糊特性。

这些案例的编写者多是具有多年企业实践经验的管理实践者，多未受到西方体系割裂式解剖分析管理教育的影响，因此往往非常强调社会因素、历史背景对于企业的影响。他们观察事物的视角主要来自中国文化传统和客观管理经验，所列案例与社会矛盾等现实问题紧密结合，强调交流沟通、管理的社会性和互动性，重视非经济的激励因素和非正式组织的作用，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兼顾各方、承认历史，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对事物的整体观。“现在看来，这些案例中反映的许多管理理念和领导风格其实是相当先进的，而且特别符合中国实际。”

当然，MBA教育不尽理想的原因不能完全归咎于案例内容的偏差。但是，上述思维模式误区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指出哈佛和哈佛型案例误区并不是要否定案例教学法，更不是要否定哈佛在开创和推广案例教学法上的巨大贡献。本文研究的目地在于提醒施教者，案例研究之于管理教育，似尸体解剖之于医学教育，应仔细甄别，谨慎选择；同时提醒案例教材编撰者谨防“哈佛型病毒”，跳出“八股化”写作范式，在案例写作上有所反思和突破。

注：本文由梁能学长刊自《北大商业评论》的文章《警惕管理教育中的哈佛型病毒》一文编辑整理而成。
文中观点是他的另两篇论文——《中美两国MBA案例中的隐含的思维模式分析》 （与王佳茜合作）、《西学之误：中国1992年和1999年出版MBA案例的比较分析》（与林淑合作）中提出的核心观点。这两篇论文自发表之后便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当年的国际管理学会年会上，这两篇文章荣获管理教育最佳论文奖、CAROLYNDEXTER最佳国际论文奖和《管理学习与教育》杂志年度最佳论文奖三项大奖。在国际管理学会65年的历史上，一位学者的两篇论文同时获得三项大奖，这还是第一次。这也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获此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