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民: 你办了很多媒体和杂志，办杂志是很不赚钱的事情，属于是公益的事情，也很辛苦，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和体会？

王波明: 我们办杂志，其实不是我们当初的想法，因为当时回国以后，做体改工作，就是中国资本市场怎么建，因为我们机构一直在体改委底下，杂志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当初我们做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非常不全面，我提议办一本杂志。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想法，预期第一年发行一千份，结果没几个月就到一万份了。1997年证券市场井喷，《证券市场周刊》的发行量达到了100万册，在全世界财经类的杂志里面排第四位。

于是后来出版了《财经》、《新地产》，按照我们的定位，到2003年左右，我们的杂志要作为一个很大的产业来做，当时计划杂志量要翻了一倍。

赵  民: 那是20本杂志吗？

王波明: 现在从种类上来讲，在全中国是最大的。当然还得有REVENU，REVENU我们觉得还不是最大的，再加上发展期，现在还都是在投入期，但是趋势我们看的已经非常清楚。做成中国最大的杂志集团，现在一点悬念也没有了。

赵  民: 像《财经》杂志，是非常高端的。当初怎么会定位成这样的想法？按照现在的角度来看，很有创新。

王波明: 当时为什么出《财经》杂志，其实我们想法非常简单，因为《证券市场周刊》它跟股市连接太多，股价一上去它的发行量就上去，股价一下来，它的发行量就下来。它对于经营来讲，很不好，没法有预见性。我们干脆就做一本跟中国整个经济走向密切关联的杂志。当时看确实是早了一点，但是高端人群很认可这本杂志。

为什么走到独立、独家、独到的“三独”路线，因为这三点是国内许多杂志很难做到的。我举个小例子，当时我们经营部与编辑部打架打的特别厉害，当时一个香港上市公司——格林戈尔，当时它收购的科龙给我们一笔一百万的广告单，但是它自己也存在很多问题。因为独立性要求，《财经》刊登科龙广告的同时，批评着格林戈尔，类似的事使两大部门的争论不断。

在我看来，如果一本杂志为了一点短期的利益而丧失公正性，长期的利益也不会有，所以当时做了个决定，完全把经营和编辑分开。《财经》模式以确保经营、编辑两业务的独立，从而有效地确保了“三独”特质。

赵  民: 看您的杂志，无论是《财经》，还是《证券市场周刊》，是聚焦在中国最热的股市。还有《新地产》是最热的房市，又办了《体育画报》，是奥运会的，都是赶着热点话题。你是不是在做生意，或者做创意，或者做事业的时候，对社会环境的敏感程度是你的长处？对社会的变化，观察的角度是不是你的长处？

王波明: 这个东西我不想太理想化地去说这个事儿，因为我们在做杂志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考虑这个问题，尤其是做《财经》，我个人来讲，我对改革这个事儿，我是因为改革回来的，同时又参与改革这么多年，特别今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周年，改革情结很重。改革，一直推动着我向前进，让我敏感。现在机构越来越大，如果太理想化，会脱离世情，做业务还得按市场规律去办事，我还是尽量不把自己的理想跟业务混为一谈。

赵  民:  你是学经济学的，读书的时候，你想过要做出版人吗？

王波明: 那是没有的。我也有时候跟他们说，其实我有一段经历，因为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我在《华侨日报》当过记者和编辑，所以在那当过两年，对于媒体，尤其是我们最早的像公正性的这方面，我比较有感觉的，有理念的。

赵  民: 那你在学的时候，你当时的想法是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呢？是做官员？

王波明: 其实在学校，因为家庭影响，我都是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当时可能更大的想法是做外交官这方面的事儿。
赵  民: 实际上走到了另外一条人生道路。假定说我们每个人都遇到这样的选择，都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现在回过头去看，对自己人生理想，或者自己年轻时候的想法和现实的冲突和矛盾，或者说不吻合，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

王波明: 其实大家都有点儿理想主义。当时留学回来， 87、88年，中国改革走的如火如荼，发现每天都在变，想的比较激动。后来差不多四五年时间，都是在体改委底下做资本市场的设计，证券市场都做完，我才开始为自己设计行业。当时我们走民营路，把事业单位改造成企业，差不多用了七八年的时间。后来想，这么多年这个非常慢的转弯，也给我们一个好处，对一个业务，就是一个非常长的眼光来看一个事情，不急功近利。

赵  民: 如果要让您回顾从读书到创业到现在走过的路，您觉得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抓住市场机遇，还是说用理想去推动社会的进步？

王波明: 我最大的想法就是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能为了做这个事情而做这个事情。

赵  民: 就是得富有激情。

王波明: 对！富有激情。第二大感觉就是，取舍问题，我觉得一定得想清楚。记得我回国的时候，王岐山也和我说过这个问题，你看他十年前说这个话，他十年以后他还跟你说这句话，他不变，他有底气，他讲的最多的一个东西就是人生，或者你做事情，我觉得还不光跟业务有关系，就是取舍问题没有想清楚，你永远也别想两边都得到，你取了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就丢了一些东西。你丢了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又取了一些东西。但是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