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教授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不过他比较喜欢大家称他为画家，有人说傅教授将会成为中国的毕加索，但傅教授认为，应该是毕加索会成为中国的傅军；除了主业外，傅教授还是筹资高手，总数过几个亿，并让捐款人找到了生命的意义……”王波明学长以幽默风趣的方式介绍着傅军教授，2008年4月10日举办的四季讲座活动就在这种愉悦的氛围中，在大家的阵阵笑声里拉开了帷幕。地点是北京华润大厦２８层美洲俱乐部。

“ 傅教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工具，运用它我们能够很好地解读各国财富增长的问题，同样，用它来解读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问题也是恰到好处”。田溯宁学长的一番话十分精准地为大家道出了傅军教授讲座的非凡意义。

“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从中国道家的哲学视角出发， 傅军教授认为，如果从“器”的层面上看世界，世界是极其多样的、复杂的；但是如果从道（或理论）的层面看世界，现象后面的逻辑却往往是简单的、一致的。所以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相比于老子，孔子是比较形而下的，他的学说似乎只关心世俗的人生，并不涉及人到这个地球来以前是从哪里来的；离开这个地球时往哪里去的问题。在西方，这些形而上和形而下哲学视角我们也可以看到，只要研究一下古希腊的哲学，就不难看出柏拉图的兴趣和视角更扁形而上；而亚里士多德则更扁形而下。可见如果在深层次探讨问题，东西方是可以贯通的，马克思不是也追求“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

与人文学科有所不同，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不在于对复杂现象的描述和渲染，而在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在当天的讲座中， 傅军教授先从逻辑演绎再到实证的归纳，他演绎的出发点是，一个人在一生中会释放一定的能量N, 并在追求幸福中将N转化成物质或精神的财富。假如在所有其他条件一样的前提下，一个国家的财富应该是N乘以人口(N*Population)。在控制了人口和自然禀赋等变量的条件外，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如何解释各国财富的差距和财富相对的消长呢？傅教授然后高度精炼地提出了一个简洁的BM=W理论假说来解释这个问题。

BM=W的涵义是一个国家的财富W(Wealth)取决于两个制度安排的好坏, 其中B(Bureaucracy)政府/国家是一个纵向（hierarchical）的制度安排；M（Market）市场是一个横向(horizontal)的制度安排。衡量B的指标是在制度设置上如何选用人才和如何制衡权力，包括法治；M的衡量是各生产要素在最大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组合的问题。在现实世界中，各国在两个纬度上或多或少都做了努力，因此衡量B和M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两者之间的有机匹配和相对好坏的程度问题。理论讲究简洁（parsimony），爱因斯坦的理论就很简洁，E=CM2；理论不是面面俱到地对细节进行描述。因此对这个简洁的BM=W理论假说的挑战在于在多大范围内（scope）和精确度(accuracy)上它经得起人类历史经验数据的证实或证伪的检验。这是经验实证的问题，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没有理论的实证将是一团浆糊，很难看出规律。

傅军教授说：“根据历史学家提供的现有数据， 包括钱教授上次展示的多国在历史上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综观人类历史和各国的财富增长，尤其是人均GDP，经济增长趋势均符合BM=W的规律”。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不难解释为何中国的财富，无论是总体还是人均，在历史上曾经处于领先的地位，有数据显示，在1820年前中国的经济世界排第一，GDP占世界总量的30%以上。中国早期的富裕，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有游记描述，说中国是东方最富有的国家。只是到了近代，中国的经济才开始相对地滑坡。什么原因？这是因为当世界各国在B和M两个纬度上都落后的时候，在隋、唐、宋、明时期，我们科举制度的确立和相对的完善使我们曾在B的纬度上领先。科举制度一反原来用人唯亲的习俗，择优用人、进入官僚体系，此制度开始于隋朝，完善于唐朝，从唐开始还允许外国人参加考试！北京的国子监就是证据，看看当时的气度。宋朝之后，西方的传教士把这套制度传到了西方，可能不是巧合，历史告诉我们，中国人均收入的增长在宋朝开始停顿。之后，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不仅采用了和更完善了我们原创的竞争的考试制度，而且还在14世纪文艺复兴的基础上开始了M市场的建设和完善，终于在18世纪爆发了工业革命。但是同期的中国，尤其近代中国，却在B的一些要素中（如考试的内容，竞争的方法和权力制衡）和整个M市场的纬度上相对落后了。相应地，中国占世界GDP的份额从19世纪初期的30%以上迅速下降到19世纪末期的13%。纵观历史，今天我国之所以能有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最主要原因是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即我们首先加强了M的建设；受意识形态的禁锢，原来我们在这方面作的太差了。日本的经验如此；亚洲的四小龙也是如此，只是它们各自先行一步。

BM=W在逻辑上预示我们，与最先进的国家相比，如果中国在B和M两个纬度的比较上都不失分，那么我们财富增长的空间依然巨大，因为中国有13亿聪明和勤劳的人。有人估计，到2025年中国经济的总量将超过美国。中国人创造财富的能量N在过去，尤其是近代，被相对不完善、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压制了。傅军教授说：“全球都一样，每个人每天只有24小时，一辈子只有几十年时间，我们必须回答为什么同一文化的人，如朝鲜的南北，创造财富的差异，我们必须在地理和文化之外找出原因。从创造财富角度来说，一天中人的一部分时间花得是有效的(productive)；一部分时间是无效的(non-productive)；另一部分时间可能是在内耗(counter-productive)。一个所谓好的B和M制度安排的实质在于最大程度上增加每个人每天花的有效时间，最大程度上减少无效和内耗的时间”。

市场M的哲学思想基础是英国政治哲学家、经济学家洛克(John Locke)首先提出的，即人是平等的，一个人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有充分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如何有效地保护每一个人的这种权利？受伤害了怎么办？这些是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的问题，这须要对个人权利进行界定，包括产权，这是B的范畴。M和B要有机结合，其实这个命题后面的逻辑是和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科斯(Ronald Coase)的经典命题一致的，即公司和市场之间的线该画在哪里？因为市场是横向的(horizontal)，而公司是纵向的(hierarchical)，对我们今天的题目而言，B也是纵向的，从此角度，国家可以比作一个巨大的公司。

傅军教授认为哲学不仅仅是知识多少的问题，它更是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学”与“问”的方法，因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把哲学比作是人类知识的“接生婆”；对话是典型的苏格拉底的方法。这也顺带地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一流大学的学者(scholar)一般都必须是某一领域的哲学博士（Ph.D.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a field），不光是博士(doctor)，这是学者（scholar）与专家(expert)的区别所在。学者要“接生”新的、原创性的知识，就要上升到哲学层面，必须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对自己提出挑战；所以学问大小，不论字数多少，更不是天下文章一大抄。《时间的简史》的作者、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霍金思(Stephen Hawking)告戒我们，人们每天过一天，基本不理解世界是怎么转的（We go about our daily lives understanding almost nothing of the world）。因为对这些深层次的哲学问题我们没有搞清楚，近代我们对人类原创性的知识的贡献不多，现在剽窃泛滥，也就不足为奇了。一流大学的博士教育主要是培养追求真理的学者。故哈佛大学的校训是：“Amicus Plato, Amicus Aristotle, Sid Magnus Amicus Veritas”（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朋友，更以真理为友）。 这与我们的古训实质是一致的，为了强调这一点，傅军 教授特意把“大学之道，在新民，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写在黑板上，与大家共勉。

透过似乎复杂的表象，直击问题的本体层面，抓住问题的因果逻辑关系。傅军教授的话题谈及哲学问题，社会科学理论，文化现象，经济发展…… 他的视角跨越人类漫长的历史，用理论来解读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并预示今后的发展，实证后面的理论逻辑的因果关系，让听众在收获中思考，在思考中收获。

听完讲座后，学长们积极地展开了深入的谈论，纷纷向傅军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您可能在政治方面了解的比较多，您认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改革发展是不是相适应，政治体制改革是滞后于经济改革，还是比较适应？”邓峰学长提出的这个问题引起了多位学长的讨论。

梅山学长运用傅军教授提出的BM=W公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根据BM=W，政治改革并不是非要做，可以先多作市场M，再做政治改革B，也可以先作政治改革B，再做市场M，如果你觉得做这两个都有风险，那也可以保持原状，不过财富W也难大幅增长。” 傅军教授补充道：“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在B和M两个纬度上都做得不好，除非老天保佑它们，如有石油，它们经济发展水平都很底，只停留在一个很低的均衡水平。有的国家国内甚至发生大规模的暴乱和内战，说明B的地线都没作好”。

阚凯力学长听完后提出：“改革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邓小平曾讲过改革是利益的重新再分配，社会存在不同利益集团，在增加社会总财富的前提下，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哪一个做得更多就要看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了。”与此同时他也向傅军教授抛出了自己的问题：“我们国家除了普世论所强调的共性外，还有没有特殊性？在特殊性里面是不是存在很多特别的发掘价值对我们中国有特殊的指导意义？”

傅军教授很精辟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逻辑具有普世性，但是条件是不一样的。逻辑的普世性在于必须走向市场。但是如何建设市场？或如何从计划走向市场？各国应各自条件的不一样，采取的战略和相应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政策制定和路线选折的时空先后是战略选择研究的领域。在这方面中国有很多特点，如增量和渐进、先农业后工业、先沿海后内地、先易后难的改革开放路线。但是尽管如此，面向市场的逻辑是一致的。当然，市场的完善同时意味着必须有法治的健全，从这点看，成熟市场经济的国家，历史都走过了从人治(rule by man)、到法制(rule by law)再到法治(rule of law)的历程，世界上还看不出有什么例外。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未完成，如果作好了，释放人均GDP的空间依然很大”。

傅军教授还从数理正态分布的角度指出，如果民主界定为一人一票，成熟的制度设置中必须考虑如何制衡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说的“多数人的暴政”(tyranny of majority)，它必须是一整套十分复杂和完善的法治在先的“制”和“衡”的关系(checks and balances)，而不是事事全民共决，那是民粹主义（popularism)。他说：“你们也许看过《美丽心灵》这部电影，讲的是另一个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纳什（John Nash）的故事。纳什是博弈论的鼻主，但是在当时，在一般人眼里，他是疯子；可以想象，大众很难和他认同。人类历史上，哥白尼因为提出了太阳中心说丢了命，他的命运是火刑。我们人类应该吸取教训。”

活动现场气氛很活跃，大家都兴致勃勃地思考着，讨论着，并收获着。正如王辉耀学长在对这次讲座进行总结时所说：“ 傅军教授从哲学的角度来谈改革开放30年这一问题，与之前钱教授的讲座有异曲同工之妙，启发良多、收获良多。”

为了聆听一位充满智慧的学者对一个充满期待的话题的评析，田溯宁学长出差刚回北京，就风尘仆仆地赶来，王波明学长为了此次讲座特意推迟了其他活动的行程，他们都表现出了对此次讲座的重视与关注，以及对2005委员会活动的支持。为了表达谢意，由百度公司提供了标注着“百度一下”“ 傅军 教授”搜索条目信息的工艺品，秘书处则赠送了傅军教授画油画的泥人塑像，寄寓着大家的祝福：“愿喜爱画油画的 傅军 教授早日成为中国的毕加索。”

王辉耀、田溯宁、王波明、邓锋、钱颖一、赵民、程原、范文仲、葛明、何健、金玉丹、阚凯力、 林永青、梅山、苏维洲、陶景洲、徐小平、张宏江、赵小鲁等理事都欣然参加了此次讲座。活动过后理事们都表示不虚此行，受益匪浅。

正如王波明学长所说：“ 钱颖一教授用很多数据说明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what is’，而 傅军 教授则告诉了我们‘why’”。两位不同领域，不同风格的学者以别样的角度为大家解读改革开放，彰显了不同的才思魅力，迸发出不同的智慧火花。他们两人异曲同工，如天作之合，一实一虚，互为补充，钱教授如疱丁解牛般，筋骨分明，脉胳清晰； 傅教授则带着大家乘上老子的青牛，忽兮恍兮，恍兮忽兮。前者如一掬清水，清澈透明；后者如一杯美酒，醇香干洌，二位大师用他们的时间和智慧，给了我们生命的给养，其中玄妙，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