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些总量的判断，或者是宏观上的形势，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当前对中国经济更重要的是结构上的问题，要放更多的精力在结构问题的改革和调整上，我简单说几个问题，首先出口产业的结构调整的问题，特别是加工贸易出口导向的这样一个经济结构，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时候，这是一个经济规律，因为你出口导向，加工贸易出口的这些企业，一般都是一般消费品，或者是低层次的一些产品，那么当经济增长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这个成本，因为一般加工品很大程度上，是劳动力优势，是成本的优势，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成本就上升了，人民币空间就下降了，可能没有提升价格的竞争力，在这个情况下，就必须要调整。这个是一个规律。当年泰国，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分析了很多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间，它没有及时的去做产业结构的调整，什么衣服、制鞋都是主要的出口企业，当成本大幅上升的时候，各方面成本大幅度上升的时候，这个企业就发生了整体性的大规模的转移，转移到越南、泰国这些有低成本优势的国家，大规模转移的时候，经济就大幅度下滑了。所以这也是当时发生经济危机一个很重要的，从基本面上来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30年，改革开放初期有很多优惠政策来招商引资，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30年政策不变，有一些企业，我刚才说了很多成本优势，没有主动性，就是没有这个动力去做一些调整，现在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确实面对一些困扰，对这个政策做一些调整，然后对于这个产业结构调整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不做这种调整，那么等它积累到最后的时候，大规模产业转移的时候，就不是说一个忍受这个调整阵痛的问题，而可能就是经济危机了。特别是当前，面对20%的江浙企业停产，面对东莞的一片狼藉，这是比较震撼性的东西。但是这个不能界定我们是不是调整到位，我们要用一定的经济指标来界定它，否则的话，你就放松了这个调整，把这个问题积累了以后，我们有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没有适时做调整，结果到最后就积累成一个大的问题。这个结构调整问题，我们现在又面临这样一个局面。所以我们认为那个不足以来界定我们出口产业的结构，是不是调整到一个合理的水平，我认为有两个指标，至少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第一个指标，我刚才说了，是顺差的问题，我们一直在调顺差，因为出口产业伴随着顺差的过大，所以在进行调整，顺差你不能调为0，因为在国际优势比较理论为基础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国家最后的顺差是为0的，或者是利差没有了，因为它的比较优势不一样，所以往往都不是一个等量的交换，所以有一些国家会存在利差的。所以你要调整这个结构调整，你说顺差太大了，什么顺差是合理了？这个要做一个研究，5%是合理的？因为去年大家认为不合理，去年顺差占大GDP的8%，不合理就要比它低，那么低到什么程度？对我们经济发展阶段，对我们出口产业调整的能力等等，你要做一个非常科学的评判，要做一个很好的调查和研究，来确定在中国的现发展阶段，顺差占GDP多少是合理的？我们可以来界定我们出口产业调整的情况。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我觉得这个指标更有操作性一些。就是说结构调整，是不是出现了大量的结构性失业？因为我们前期都知道沿海城市，这些出口加工行业比较集中的地方，好几年出现劳工不足的情况，那么这次进入结构调整，很多企业关门了，他们不需要劳工了，那么这个关门，就会抵消劳动力需求不足的地方。如果调到一定的时候，最后我们发现大规模的结构性的失业发生了，找不到工作了，因为关门多了。如果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那就要引起重视了。那个时候很可能我们现阶段结构调整就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了。但是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拿到关于结构性失业的问题，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的数据，基本上没有人在关注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奇怪。在美国的宏观经济指标中间，就业率是很大的问题，失业率大幅度增加的时候，就意味着经济增长根本不能够保证基本的就业，那么经济就出很大的问题了。但是我们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又放弃了正在进行中间的可能非常重要的一些调整，我们要度过这个阵痛，要在更高层次上竞争。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重要，是值得特别关注的。